2018-07-25 11:16·叩叩财讯

导读:无论是“杀婴者”杜伟明,还是“疫苗之王”杜伟明,其与在日前已经被刑拘的昔日伙伴——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等人一同把控国内疫苗市场,十年间,数以亿计的一支支装满各种疫苗的小小针剂,从这些人把控的工厂和渠道中流入市场,其中不乏已被证实或被漏检的造假伪劣之品,当它们源源不断注射进你我或是你我的下一代——正牙牙学语的婴幼儿身体中的同时,这些“疫苗之王”也同时完成了其资产数百倍的爆增。
本文由叩叩财讯(ID:koukounews)独家原创首发
作者:周嘉薇@北京
7月24日,康泰生物(300601.SH)继续跌停,这是自“疫苗案”蔓延之后,康泰生物的第二个一字跌停板。
在几天之前,随着长生生物“疫苗造假案”的发酵,与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泰康生物实际控制人杜伟明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号——“疫苗之王”,显然在如此风口浪尖,这一称谓暗含更多的是“贬义”与质疑。
这不是市场赠予杜伟明的第一个封号,早在2013年年底,因康泰生物的疫苗产品卷入一场事关7条幼儿生命的舆论质疑,杜伟明被冠以“杀婴者”。
无论是“杀婴者”杜伟明,还是“疫苗之王”杜伟明,其与在日前已经被刑拘的昔日伙伴——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等人一同把控国内疫苗市场,十年间,数以亿计的一支支装满各种疫苗的小小针剂,从这些人把控的工厂和渠道中流入市场,其中不乏已被证实或被漏检的造假伪劣之品,当它们源源不断注射进你我或是你我的下一代——正牙牙学语的婴幼儿身体中的同时,这些“疫苗之王”也同时完成了其资产数百倍的爆增。
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杜伟明,康泰生物实际控制人。
公开资料显示,截止到目前,在2018年6月13日分红后,杜伟明持有康泰生物3.45亿股,占其总股本的54.46%。康泰生物在此次“疫苗案”爆发之前的7月13日,股价一度攀上历史新高,达到75元/股,按此计算,杜伟明在康泰生物中的持股市值则高达258.75亿之巨。要知道其在十年前的2008年,获得康泰生物控股权的最初投资才仅仅7600万,这十年爆增340倍的奇迹是如何实现的呢?
1)康泰往事
故事要从20年前说起,那个时候,乙肝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话题,也是一代人的阴影,几乎到了人人谈乙肝色变的地步。在上世纪的70年代到90年代间,造成了我国几千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和乙肝患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产乙肝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美国默克公司研制的重组酵母菌被视为符合我国要求的乙肝疫苗。1988年,经原卫生部批准,由该部统一领导引进美国默克公司的这一乙肝疫苗技术,并在北京、深圳各建一条年产2000万支针剂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生产线,其中深圳的这条生产线由深圳广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广信)承建。
1992年6月,深圳广信拟与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原投资)及香港广信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广信)各出三分之一的资金合作组建深圳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承办从美国引进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生产技术和设备。
深圳广信和香港广信同属于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深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于香港广信当时的注册地属于境外,故新组建的康泰生物为合资企业。
在康泰生物的股权构成方面,上述三家公司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900万元。
1993年2月27日,康泰生物首次出现股权变动。
深圳广信将其持有的康泰生物18.33%股权作价715万元转让给国原投资,香港广信亦出让8.33%给国原投资。转让后,深圳广信和香港广信分别持有深圳康泰15%和25%的股权,国原投资的持股比例达到60%,一跃成为康泰生物的第一大股东。
1996年9月5日,由于股东国原投资已并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承接国原投资所持的康泰生物60%股权。
为了响应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关于改制上市的意见,到了2002年,深圳康泰迅速在股份制改造上实现突破。此后,深圳康泰的股权发生了多次变动。
到2005年9月,深圳康泰正式向深圳监管局递交上市辅导验收材料并通过审查,完成上市辅导工作,但公司最终仍未上市。
此时,康泰生物的股权结构已经变更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拥有占其总股本的51%的股权,其他股东则是持股28%的上海华瑞、持股11%的北京高新创投,以及各持股5%的湖南湘投和上海交大昂立。
上海华瑞是上实医药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高新创投是北京市政府主导成立的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湖南湘投则是湖南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所有,再加上上海交大昂立,泰康生物此时的股份皆为国有法人股。
2008年8月,杜伟民开始在康泰生物中登场。
2008年6月3日,康泰生物方面以当时由于面临产品单一、设备老化、缺乏独有专利等因素拟对康泰生物进行重组。而这一家被看中的重组方,名为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民海),计划通过增资方式置入康泰生物。
工商资料显示,北京民海于2004年由深圳市盟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盟源)与自然人郑海发各出资250万元注册成立,深圳盟源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杜伟民。
2008年3月31日,也就是在即将被泰康生物收购前夕,北京民海注册资本临时突击变更为1亿元,同时北京民海的股权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深圳瑞源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源达)也成为其股东,持有北京民海股权达到76%,自然人王峰和郑海发分别占13.6%和10.4%。
瑞源达则是为持有康泰生股份而专门设立的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瑞源达成立于2007年11月13日,由杜伟民和其妻袁莉萍成立。
也由此计算,杜伟民在北京民海公司总共投入7600万。2011年月17日,瑞源达由深圳迁至新疆乌鲁木齐。按照成立的时间节点推算,也就是说杜伟民在2007年年底之前便计划控股泰康生物。
根据北京同仁和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显示,以2008年4月30日为基准日,北京民海净资产为8230.77万元,股权价值的评估价为2.9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民海自2004年成立至上述评估基准日——2008年4月30日期间,只有2006年实现营收8.5万元,其他年份均处于无营收状态。
而康泰生物的财务报表显示,2004~2007年康泰生物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34亿元、1.33亿元、9879万元和1.06亿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4020万元、3017万元、1811万元和3707万元,尽管业绩有所起伏,但仍保持盈利状态。
2008年8月15日,康泰生物向瑞源达、自然人王峰、自然人郑海发增发1.82亿股股份,由此,杜伟民仅用7600万便通过瑞瑞源获得康泰生物38.75%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投高科变为第二大股东,上海华瑞则所持的28%深圳康泰被稀释至13.73%,北京高新创投的被稀释至5.39%,湖南湘投和交大昂立均被被稀释至2.45%。
杜伟民以一个此时基本无营收的公司重组了康泰生物这个尚有盈利且资产负债率不足5%的疫苗龙头企业,并成为第一大股东。
2)“倒手”国有股
2009年7月2日,杜伟民成为深圳康泰法定代表人,并开始接管董事长一职。与此同时,其余5家国有法人股东在一年多时间内以令人意向不到的方式开始陆续退场。
最早宣告退场的是湖南湘投。
2009年6月2日,湖南湘投将其所持的康泰生物2.45%股权在湖南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报价1909.44万元。此后被国投高科购得。国投高科所占的康泰生物股份升至27.45%。
但在三个月后,刚刚获得湖南相投股份的国投高科却突然将手里所持的康泰生物全部股份悉数在天津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这部分康泰生物全部27.45%股权,标价1.67亿元,而接盘者则为杜伟民控制的瑞源达。
2010年6月7日,上海瑞华同瑞源达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瑞源达以8330万元的价格受让上海瑞华所持的深圳康泰13.73%股权。
2011年1月24日,北京高新创投同瑞源达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瑞源达以3392.5万元的价格受让北京高新持有的深圳康泰全部5.39%股权。
到2011年3月24日,交大昂立以1853.75万元的价格将手中2.45%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苗向。
苗向即为现康泰生物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至此,2002年康泰生物股份制改造后的5个发起者全部离场,这也宣告康泰生物再无 “国有”成色。在收购4个原始发起股东累计46.57%股权后,杜伟民通过瑞源达持股比例增至85.32%。
然而,一方面在2011年3月末才刚刚“低价”受让了众多康泰生物的国有股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同年4月中旬开始,杜伟民便通过瑞源达玩起来“低买高卖”的游戏。
据有媒体粗略统计,这2011年一年间,瑞源达共向12个自然人、5个机构转让了其所有的康泰生物不到20%的股份,其中出售给自然人的每股价格为1.72元,出售给机构的则高达12元、15元每股不等。通过“倒手”国有股,仅在2011年间,这些交易让杜伟民进账高达3.25亿元。
瑞源达在收购康泰生物时,如果不算其对北京民海的7600万的投入,其有现金支出的仅有受让国投高科27.45%股权花去的1.67亿元 、受让上海瑞华和北京新高共计1.17亿元。
由此来看,仅仅不到一年时间,通过“倒卖”国有股,杜伟民不仅额外获得了康泰生物仅30%的股份,还产生了约4100万元的现金盈余。
3)资本造富神话
2014年1月,杜伟民将瑞源达所持康泰生物股份悉数转到自己名下直接持有,此时其持有泰康生物67.233%的股份。
在2014年至2015年之间,杜伟民又将其持有的康泰生物股份进行了小规模转让。
2014同年4月,杜伟民向自然人王华以15元的价格转让100万股,
2015年3月24日,杜伟民与徐少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杜伟民将其持有康泰生物的100.00万股股份作价1555万元转让给徐少华。
2015年5月12日,杜伟民与投资机构磐霖丹阳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杜伟民向其转让130万股康泰生物股份作价2021.50万元。
2015年5月14日,杜伟民与招银国际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杜伟民将其持有康泰生物的738万股股份作价11439.00万元转让给招银国际。
2015年,是杜伟民和康泰生物的又一个转折点,在刚刚经历了2013年的“杀婴”疫苗风波后,杜伟民开始筹备IPO上市。
据2017年年初,康泰生物IPO时有关招股说明书显示,截止到2016年年底,杜伟民共持有康泰生态2.29亿股,占其IPO发行前总股份的62.16%。
通过上述系列转让后,也意味着杜伟民在康泰生物上市的几年之前,已经通过“倒卖”国有股,就算加上最初在北京民海中的7600万元增资,其也已经盈利数亿,而且还同时持有62.16%的泰康生物股权。
2017年2月7日,康泰生物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最初发行价格仅为3.29元/股,其后股价一路狂飙。仅仅不到一年半时间,至2018年7月,其股价便已经最高达75元/股,一年多时间上涨22倍有余,市值高达475亿。其2017年净利润仅为2.15亿元。
时间回到2018年7月24日,康泰生物继续跌停,报收于52.16元/股,近期的连续大跌,仅仅不到十日,已经使得杜伟民这位现年已经50余岁的“疫苗之王”资产从最高点蒸发近80亿。
80亿,什么概念?
2017年,北京民海的净利润为1.13亿元。按此计算,杜伟民和他的北京民海要辛苦赚80年。
(完)